5月30日，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亮相香格裡拉對話會，駁斥了日本的“中國威脅論”。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也隨後指出，在事關中國主權領土和海域的劃分問題上，中方從未挑起過事端。
中國的國力日盛有目共睹，近年來引起了一些國家的擔憂。更有不懷好意者頻頻拋出“中國威脅論”。5月16日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六十周年之際，習近平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，強調“中華民族血液中沒有侵略的基因”。作為中華兒女，繼承著祖先一脈傳承的文化基因，對這樣的話不禁有感同身受的理解，又對國際上的非議有一種深受冤枉的委屈。因此，不管世界拋擲給中國的那些偏見，是出於文化隔閡的想象偏差，還是別有用心的故意為之，我都願從純文化的角度來談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處世思維、立世原則，談談為何“中華民族血液中沒有侵略的基因”，為國際友人撥開“中國威脅論”的猜疑迷霧，破除對中國“國強必霸”的心理陰影。
古代中國的發展，曾多次達到過同時期世界輝煌的頂端，然而即使國力鼎盛、兵馬精良、糧草充足，中國的本土意識，都從未有過侵略、掠奪、霸占、干預他國的想法。經濟軍事的強大崛起只是外部一時可見的錶面，文化思想的強大有力才是使民族長久屹立的內里。而能保證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不斷流的文化，就是以“和”為追求目標的文化。“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”，儒家入門之學“四書”之一的《中庸》使中國人從小就信服，和，是天下的普遍規律，是事物的最高準則，是世界的永恆道理。而道家的《老子》也講“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”。
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，方塊字組成了三個“和”字；紫禁城的外朝三大殿，分別以“太和殿”“中和殿”“保和殿”三個“和”來命名；而“和”的精神，在中國人的生命里，也體現為三個層次。
首先是自我的和諧，也就是身心和諧。“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”，儒家教導人們從自我的情緒入手調和自身，讓喜怒哀樂之情表達得合理適度，和情養正，修養為一個中正平和的人。
其次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，也就是社會和諧。對於志同道合的人，要和睦相處；對於存有異議的人，要和而不同；對於家庭治理，是家和萬事興；對於社會秩序，是禮樂和諧；對於國家治理，要和合偕習；對於國際相處，要萬邦同樂。總之，是要以和為貴。
最後是人與自然的和諧，也就是中國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“天人合一”。道家很早就說過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人之道，要與自然合一，和平共處。
中國文化，是中和的文化，是涵容的文化，實在不是稱霸型的文化、進攻型的文化。儒家講“致中和”，這個“中”字，就表達了一種不擴張不過分的原則，中國古代縱使盛世時期，中央王朝也都在守中道，並不因兵力過盛而妄想以武力征服他國、開疆擴土，中庸的準則就是一種適度恰當的原則。在故宮的皇帝寢宮養心殿里，懸掛著一張“中正仁和”匾額，那便是一國之君隨時提醒自己要中庸正直、仁愛和諧的證明。
所以回看中國曆史，每當社會經過一定時期的物質積累，國家進入到和平發展的穩定時期、盛世時期，政府都會重新提倡和重視起以文治國、以儒治國，甚至那些由少數民族建立起的中央政權，比如元朝、清朝，到最後也不得不回歸儒家文化、運用儒家的思維治國。因為儒家文化，是一種有禮有節的、秩序井然的、中正平和的文化，它維護著國土內外、疆域遠近的共同安定，所謂“天下大同”“四海之內皆兄弟也”。
當然中國以寬大仁和為主體意識的歷史上也曾出現過異數，就是蒙古民族掃蕩亞歐的歷史，但中國本土的民族在當時也恰恰處於被掃蕩之列，那正是由於宋王朝忍讓求和的思維慣性，導致中土淪喪異族。因此中國文化指導下的政權，不僅不曾以強硬之姿侵擾他人，反而因固守和平被他人侵犯。但是，正因為這種文化是經過長期歷史檢驗的健康有力的、符合人類發展的文化，所以它在一時被侵襲過後，依然以強大生命力複蘇過來、沿襲下來。經受改朝換代的中國人，始終不忘以和為貴的祖訓，甚至能把曾經凌駕於中原的民族也包容到自己團結友愛的家庭里來。這就像道家“柔弱勝剛強”的理念，從來不以強姿態盛氣凌人，卻能安和四方而久遠綿長。歷史變遷而道統不絕，這正是因為中國文化圓融而不逼仄、通達而不狹隘。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”，與人為善、不與爭霸，是成就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重要保障。
除卻入世的儒家、出世的道家，以“兵書聖典”著稱的《孫子兵法》集中體現著兵家思想，也明確傳達出了中國兵家對於戰爭的觀點，就是“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為不得已”，百戰百勝都不是兵家稱頌的，唯以不打仗、不動武、不用兵，才是上善之策。在中國文化的大環境下，連孫武這樣的軍事專家也不贊美戰爭，相反，中國倒是有非常多批評戰爭的詞語：縱然一個朝代屢戰屢敗，也可能被指責為“窮兵黷武”；縱使一個君王得勝歸來，也可能被指控為“好大喜功”。中國人，不願意把一方的戰功建立在彼此傷害的基礎上，因此說“興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！連一向超脫世間、悠游方外的道家也說“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”，認為有道之人不會願與兵戰為伍。
正基於此，古代中國的陸上絲綢之路、海上絲綢之路，曾經暢通了亞洲與歐洲、非洲的道路，然而這路上往來穿梭的只有互助的貿易、互通的藝術、互敬的文化、互訪的行者，沒有交戰的兵火、霸道的欺凌；正基於此，鄭和七下西洋，遠比西方航海發現新大陸早了近一個世紀，然而當他們走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國家，留下的都是大批的禮物、互惠的商貿、真誠的友情，以及即使遭遇了部下被誤殺的痛苦也化干戈為玉帛的寬和氣度……中國投註到外部世界的目光和腳步，從來都是為了溝通世界而不是征服遠方；中國踏上異國疆域的使者，從來都是為了在那土壤上傳播友善而不是栽種仇恨。
相反，有些西方國家由海洋文明形成的海盜意識，才構成了踏上新大陸之後對當地的掠奪行徑、侵占歷史，因為海洋文明、游牧文明是以奪取他方資源為生存本能，而中國的農耕文明卻是以自給自足、自食其力為生存模式和思維方式，並且在一片土地上形成了團結緊密的家族意識，為了耕種，世世代代企求的都是穩定與和平，厭惡戰爭和變數。農耕民族的子孫都要按照祖輩經驗來種植和收穫，最怕由亂生變、影響收成。所以中國進行的外戰，都是為了保衛而不是為了侵奪，是為了守護自有土地安定而不得已應戰，不是為了搶占異地山川而憑野心開戰。
中國人這種熱土觀念，還轉而形成了一種廣泛的教化：“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。”中國人堅信，財富生於自己的土壤，而非掠奪他人的土地。甚至，連財富也只是末節和結果，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。而這最根本的道德，就是“致中和”，恰當適中的和諧；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”，天地各在其位、萬物健康生存。各在其位、健康生存，也就喻示著各安其土、彼此尊重。
所以那些“國強必霸”的判定，是站在西方行為立場上、順延西方固有意識形態的一種以己度人，而非身處中華文明歷史洪流中、作為承前啟後一脈傳承的一種思維方式。面對家國，中國人追求的是和氣致祥、和氣生財，是以和為貴、地利人和；面對世界，中國人相信的是和衷共濟、四海一家，是大道之行、天下為公。
而這，已然凝聚為中華民族廣泛認同的集體人格，成為滲透到炎黃子孫骨子裡代代傳承的文化基因。哪怕在二戰以後，遭受過侵略、忍受過誤解、直到今天也沒有獲得誠懇相待和公正記載的中國人，面對苦難、面對傷痛、面對不公、面對誤解，依然懷寬和之心、抱和解之願、行和睦之事、促和諧之態。中國可以用最廣大民眾長久以來的和氣行為坦蕩地回答世界：我們，始終在用和平療傷，願不再被誤解中傷。（文/子曰文化.曹雅欣） （原標題：中國夢•和平心）
全站熱搜
留言列表
